爸爸妈妈离婚了，我是女孩该怎么办？微故事
很早以前，我母亲曾在舞台上是那么风光。
她是团里的名角，那个赫赫有名的小百花越剧团。有人说，她鬓角一画，眉毛一描，要比男人还俊俏。
剧目里的梁山伯要演位置一定是要留给她的。那身段，那姿容，“啪”一声抖开一把折扇，清朗地道的唱腔，在越剧迷们的心中，梁山伯的影子和她一分不差地重了。
我母亲那时正值青春，心高气傲，身边不乏追求者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她也会偷偷喜欢一个人。
我父亲拉得一手好越胡。名角的唱腔再婉转，再动人，也要好乐来衬。帷幕一拉开，我的母亲受万人瞩目，我的父亲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拉着他祖辈传下来的越胡。
江浙之地乡下有很多土庙，庙里供着些散神，香火一般冷清，只有到农历的九月才会热闹一回。九月稻子第二回熟，哪怕今年收成不好，哪怕再穷，村长也会遍请乡绅，募集好钱，请来最好的越剧团，让村民饱一饱耳福。
土庙里搭建的戏台，一年特地为越剧团空出360天。
没人知道我母亲心里悄悄住下了一个人。她爱得很小心，爱得很克制。舞台上水袖翻飞，眸光流转，她也只敢在转身的时候悄悄向那个角落里瞄上一眼。
父亲在拉越胡。他拉得是那么忘情，以至于他似乎忘了他仅仅是给别人伴奏而已，他似乎成了舞台的中心。
曲终落幕，台下掌声雷动。父亲一惊神，才发现此刻没有一双手是为他鼓掌的。他看向台上，看着母亲清癯的背影，消失在了红帷之中。
越剧团里所有的人都不相信，一年之后，他们在一起了。
有人说，是我妈倒追我爸的。我母亲用了一个晚上写了一封信，寄上自己的一绺青丝。上面写道：
“侬十五一个人来五龙桥找我。记着哦，侬一个人。带上越胡，只许弹给我和月亮听。弹一首《梁祝》，偶就算从了。”
（二）
我母亲很心疼她的丈夫，两个人结婚有两年了，我母亲在我父亲面前还是羞答答像个小姑娘。台上母亲风情万种，受人追捧，一回到家中就如同无数凡尘中的女子一样，心甘情愿地灰头土脸，洗衣，做饭，默默为这个家付出。
我父亲在家里连碗都没有碰过。很多人都纳闷，我母亲到底是怎么看上我爸的。我爸出身也很一般，祖上三代都拉越胡，家境也不优渥。
有人猜测，是越剧团里清一色女流，我父亲作为少数的男性，模样长得还可以，情深日久，真白白便宜了这个小白脸。
父亲有时候闲下来对着阳台拉一首小曲，母亲贴着门，一只手提着水桶，一只手攥着抹布，弓着沉甸甸的背，用的却是台上的莲步，蹑手蹑脚地贴着墙从客厅穿过，生怕打扰他一分。父亲一转头，母亲急忙倏忽闪到门的后面，像个十六岁豆蔻初开的小姑娘。桶里的脏水溅了一地。
父亲的越胡拉得如此好吗？拉得能把一个女人的心吊住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父亲的越胡拉得很一般。越剧团里拉越胡的有三把手，我父亲连其中一把手都不是。我祖父的越胡拉得是真好，拉到能喧宾夺主，拉到国家聘请外国友人观赏也一定要把我祖父请来。
民间技艺一派大抵都讲究顺个人情，我父亲自然就谋一个位置，成了替补的替补。
但世界上还是有两个人觉得我父亲的越胡拉得好。其中一位是他自己。
两人结婚后的第二个年头，我被母亲的身体“弃”出来了。为什么用一个“弃”字呢？我是她的累赘，在她黄金一样的年纪里耽误掉了半年的青春，半年母亲没有上台了。半年的时间太长了，够人心变一百次了。
我从来不觉得我母亲有什么特别之处的。她太平凡了，你看这熟练地擦桌子，熟练地洗衣服，熟练地将一把漆黑的越胡反复擦得锃亮。烟火里的女子完全是按照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直到我八岁那年，第一次看到母亲上台，我偷偷躲在帷幕后面，看见台下千百双眼睛，像探灯一样照过来，每一张脸上都是兴奋、激动、陶醉、享受。
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母亲和父亲吵过架。有的话只是十岁那年，不知道算不算的上。
我躲在门缝后面，听见父亲说，他不拉越胡了。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很自然，完全像是跟自己说的。我母亲赶忙问这怎么可以，你拉得明明很好。
我父亲猛把越胡摔在地上，“我窝囊了半辈子，才他妈晓得自己拉了二十年的狗屁！”
母亲不说话，只是把地上的越胡捡起来，放回原来的位置。
（三）
父亲说他去做生意了。跟几个朋友说好，拼钱办个小厂子，做个小老板。南方弃诸业从商的人很多，母亲没有说话，父亲就当她是同意了；母亲知道父亲当她是同意了，自己便对自己同意了。
我只知道，这半年来，父亲没了稳定的工作，家里的营生，都是靠着母亲那一份月钱接济着。偏偏这半年生意还不好，农村里老一代的人少了，年轻一代听不懂越剧，土庙的香火愈发衰微，渐渐地和草一并荒了。
父亲出去做生意之后，没向家里打过半分钱。我害怕极了家里的座机，只要一响，母亲就像第一次收到情书那样，郑重又矜持，惊喜又胆怯地接电话。
父亲和母亲的谈话从不超过一分钟。父亲挂断电话后，母亲守在座机旁，可以默好久。
“他是不是又找你来要钱了？！”我气急败坏地对着母亲喊道，“你自己过去在台上那么鲜亮，现在连给我买条小裙子都舍不得！我同学都有好看的新裙子穿，我也要。”
父亲名不见经传的厂子像个巨大的虹吸装置，透支着家里的存折，透支着我的母亲。家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节日，就是父亲做生意回来的那一天，母亲像过年一样，把家里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父亲回来穿着西装，脚踩着一双温州皮鞋，抽烟、喝酒，完全不像以前那个父亲了。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时盯了好久，想要瞧出什么熟悉的东西来。但是父亲朝她看一眼，母亲又娇羞地把头低下去。
父亲头一次给家里带回来前。他把十摞钞票放在桌子上，一共十万元。母亲睬都没有睬一眼，她觉得父亲现在成熟的又成功的样子，似乎比过去多了一份迷人之处。
我爱我的父亲。
我父亲给我买好吃的。
我父亲带我去游乐园玩。
我父亲会给我买心爱的小裙子。
这些都是那个吝啬的母亲从来都不给我的。她的心思有十分，我就只能得到半分的半分。我以后要考大学，离开这座城市，找一个爱我的人。
父亲在餐厅里看着我吃冰淇淋，突然对我说道：
“你想不想要换个妈妈啊？”
我以为父亲这句是个玩笑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
“想。”
（四）
父亲求我一件事，让我对母亲说离婚这件事。他叮嘱我，千万别让母亲闹，否则人家看了要笑话。
我反问父亲为什么他不当面去问。
父亲说他知道自己亏欠了太多，有点，有点说不出口。
父亲说他们离婚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。这点我是赞成的。试问这天下，哪有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，让我感受不到一分爱，让我连“雨中送伞”，“医院陪伴”这样的套路作文都没素材写。
母亲为了一个人而形销骨立。要是心和肝不能挖出来，她巴不得把它们都送出去。
我一回到家，就没给母亲好脸色看，喊道：
“爸要和你离婚！”
“爸叫你不许闹！”
我以为她会哭，哭得惊天地泣鬼神，或者哭得一枝梨花带春雨。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
我就看着母亲，躺在沙发上，身体软下来，像解脱了般长长呼出一口气。闭上眼睛。
（五）
母亲不唱戏之后，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。戏服，手镯，头饰，都是剧团里的公产，她想要把它们卖了补贴家用都卖不了。倒是过去戏迷们打赏的首饰，母亲一件一件都拿去卖了。
现在我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我在幼儿园里当老师。小孩子那个调皮呀，我每天都像弟叫一样喊破喉咙。我渐渐体谅到了母亲的不易。我才晓得，原来我父亲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个渣男。
“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‘渣男’，侬晓得伐？”
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我站在旁边，对她说道。
母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“侬还爱伊否？”我又问。
母亲像应试教育的学生一样，摇摇头，忙答道：
“不爱了，不爱了。”
我母亲现在五十刚出头，还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，衣服穿起来比我还洋气。我一有空就带她出去逛街，我母亲渐渐变回了一个正常人，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，知道生活最后终究是属于自己的。
一回到家，我又不放心地偷偷问一句：
“侬真的不爱了？”
这次母亲想了好久，想了好久之后才答道：
“真的不爱了。”
“那行，我带侬相亲去！”
“啊？”
我想给母亲找个老伴，一是有人陪，互相照顾，作为子女能够省心；二是什么时候能拍张照片寄给那个人，那个人现在活得风流潇洒，我母亲活得也不差。
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了我的请求。
“不行的！不行的！都一把年纪了，侬不要脸，偶还是要点脸的！”
（六）
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又活了好几年。渐渐足不出户，记性也差了。后来诊断为奥兹海默症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
像这样的时代家里总会留传一件古董。我母亲的古董就是一个红木箱子，很大，比她要大很多。
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会把红木箱子拿出来晒晒太阳，像推棺材盖一样，把里头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，日暮的时候再一件一件放回去。
她每天都如此。
这件事我是听她邻居的说的，我母亲现在一直把我当贼看，她一见到我，就“哇哇”地大哭。
尤其是那个红木箱子，我真是摸都摸不得。我稍稍看一眼，一个小老太就拿起一个小木棍，用视死如归的眼神瞪着我，我只好苦笑不得地悻悻而去，走之前为她洗个衣服，或者热点菜。
零几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。
后来，我怀着好奇打开了我母亲留下的红木箱子。
里面孤零零地只躺着一把断弦的越胡。
